2015-09-09

2015-09-09 史志欽

中國與歐盟建交迄今已有40年，中歐夥伴關系到底處于何種狀态呢？

今年正值中國與歐盟建交40年，6月底于布魯塞爾召開的第17屆中歐峰會和2013年第16屆峰會的《中歐合作2020戰略規劃》都曾指出：雙方已建立了真正的全面戰略夥伴關系，雙邊關系保持了良好的發展态勢。

盡管歐盟和中國的日貿易額在2014年已突破了14億歐元（約合15.5億美元），但雙方的關系早已從單純的經貿夥伴上升為在外交、安全和全球治理等領域開展廣泛合作的夥伴關系。例如, 中國在亞丁灣的打擊海盜合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并曾在有關伊朗核項目的P5+1談判中與歐盟合作，雙方還在綠色能源合作和城市化上建立了重要的夥伴關系。雙方的人才交流規模正逐步擴大，而歐盟也成為中國遊客最青睐的旅遊目的地之一。在曆經2013年的貿易糾紛（太陽能電池闆的雙反調查）之後，雙方的經濟合作關系得到進一步鞏固，目前雙方正在積極探索更深層次的政治合作。

在近期前往法國的國事訪問之中，李克強總理簽署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核技術合作協議，并承諾将向當地投入巨額投資。中國還将向歐盟提供多少投資？哪些是中國政府的優先投資項目呢？

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功為中國帶來了數以萬億計的外彙儲備，加之近年中國國内市場的産能過剩，因此中國産業的進一步發展必然需要拓展出更廣闊的新市場。歐洲具備安全的投資與高額的投資回報，因此，中國私營企業和政府紛紛将目光投向了這一成熟的市場。

中國已向歐洲的港口和機場等多個基礎設施項目（其中最知名的項目包括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和法國圖盧茲機場）、能源領域（意大利和葡萄牙）、房地産領域及遍及歐洲的高科技公司投入了大筆資金。歐盟是中國的第三大投資目的地，甚至超過了美國。

部分非專業觀察人士可能會認為，中國對歐盟的投資額過高，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實際上，反而是歐盟向中國注入了大量的投資，而投資額不對等是雙方亟待解決的問題之一。中國和歐盟目前正就雙邊投資協定（BIT）展開談判，事成後，雙方的投資關系有望在未來數年内得到顯著改善。該投資協定應當被雙方視為第一要務。順利簽訂該協議有望為中歐自由貿易協定鋪平道路，并連同“新絲綢之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編者注）計劃一起打造史上規模最大的自貿區。

歐盟官員對中東歐“16+1合作框架”反應平平。中國加強與東歐各國互動的直接動機到底是什麼？中國在歐洲關注切身利益的時候更看中的是布魯塞爾還是國家資本呢？

這也是中歐論壇中經常被提及且令歐洲各國的決策者們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

中國對歐洲曆來奉行始終如一的透明性外交政策。一方面，中國政府對布魯塞爾頻頻示好，其外交舉措凸顯了歐盟日益提升的重要地位，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分别于去年和本年6月訪問了布魯塞爾，這在中國領導人中尚屬首次。而另一方面，由于歐盟成員國仍然享有高度自治權和政治獨立權，因此中國與各成員國都保持了積極而良好的關系。歐盟并非聯邦國家，其成員國可以單獨與中國建立健康的互利共赢關系，因此中國政府自然需要兼顧與歐盟各成員國的關系。

提出“16+1合作框架”的初衷并非為了削弱歐盟的凝聚力。中國已與西歐各國建立了牢固的經濟合作關系，同時希望通過更加具體的行動将觸角伸向東歐地區，打破其與東西歐各國關系之間的不平衡局面。此外，由于“新絲綢之路”必須先途經東歐地區方可到達西歐，因此，中國政府為了拓展貿易網絡并鞏固彼此的關系，必然會積極加強與古老歐洲大陸東部地區的聯系。

中國為何要如此直率的表達對歐元區和希臘的支持？

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是中國一貫奉行的外交立場。歐洲是中國至關重要的經濟合作夥伴。中國經濟增長逐漸減速，股市也動蕩不安，如果歐洲經濟局勢無法穩定，勢必會令中國經濟雪上加霜。習近平主席在2015年初就曾強調，今年中國将遭遇不利的外部環境的考驗，而歐債危機的持續似乎也證實了他的預測。

除了對穩定的經濟局勢的預期外，歐洲的發展還呈現出諸多非典型性特征，各國都希望與以往針鋒相對的勁敵握手言和，打造獨特的政治格局。而這正與中國積極支持的和諧的多極化全球秩序及新型的大國關系不謀而合。

中國不僅明确的表示了對歐元區和希臘的支持，同時還向歐元區實力較弱的經濟體提供了大量的投資支持。例如, 中國将比雷埃夫斯港打造成了衆多跨國公司入駐希臘市場的切入點；為意大利能源和制造業投入了大筆開發資金；同時還大量購入了歐元區的債券。

歐元區的經濟低迷不僅是單純的金融問題，也是一個政治問題。這需要構建與貨币聯盟相輔相成的财政體系，并在成員國之間打造更為緊密的政治聯盟。雖然中國已公開對這一必要步驟表示支持，但是否願意為未來的發展踏出這關鍵的一步，隻有歐盟各國自身才能決定。

對于歐洲淵源已久的自由黨派和社會民主黨派與後起之秀的左翼政黨和右翼政黨（如左翼激進聯盟黨和國民陣線）之間的意識形态鬥争，您作何見解？您是否認為歐洲的意識形态沖突正逐漸趨向于白熱化？而這一局勢又将對歐洲一體化進程和中歐關系（如希臘退歐和英國退歐）産生何種影響呢？

歐洲曆史上不乏形形色色的意識形态鬥争。從荷蘭獨立戰争、拿破侖戰争、反法西斯戰争到冷戰，歐洲的意識形态一直處于四分五裂的混亂狀态之中。從當前的局勢看來，崛起的左翼政黨已成為右翼政黨的眼中釘，他們正試圖将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排擠出局。

我認為這一決策很不明智。歐洲應在維護“規範性權力”的基礎上在右翼政黨和左翼政黨之間調停斡旋。一方面，歐洲各國應積極利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來提升效率；而另一方面，則應利用國家宏觀調控這隻“看得見的手”來保障市場公平和機會平等。

其實，歐洲近年來的新自由主義運動已經引發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在國家福利被持續削弱後，主張平等并建立社會安全網的西班牙左翼政黨Podemos黨和希臘左翼聯盟（Syriza）的聲勢不斷高漲。歐洲需要對各種意識形态進行微調以維持平衡。也許歐洲隻有遵循亞裡士多德主張的兩極之間的中道，方可為人民塑造光明的未來。畢竟，整個歐盟體制都是以為歐洲人民能創造繁榮而安定的未來這一共同夙願為基礎的。

您認為，中歐經濟合作和投資關系的進一步鞏固是否有助于歐盟減少對美國的依賴并采納更為獨立的外交政策呢？歐盟是否會在布雷頓森林貨币體系的改革進程中支持中國呢？

歐盟和美國的關系依然非常緊密，因為美國是唯一可以通過北約幫助歐洲維持安全局勢的國家。在曆經烏克蘭危機和與俄羅斯的争端之後，美國和歐盟在安全領域中的相互依存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歐盟一直奉行獨立于美國的經濟政策，在技術密集型産業的出口市場中與美國分庭抗禮。雙方多次因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發生沖突（空客與波音之争、轉基因食品、激素産品等）。時至今日，雙方仍然在“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的談判過程中存在多處分歧。中國經濟的崛起有助于加強歐盟出口的多元化，減少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從而提升歐盟的經濟地位，更好的跟美國讨價還價。

此外，歐盟與中國在安全領域不存在任何競争，這也有利于加速雙方商貿合作的發展。亞投行（AIIB）正是這一“不對稱安全局勢”的體現。歐盟成員國對中國的信任度提高，也更傾向于與中國合作開發各類項目。也許這種态度可以對美國有所啟發，激勵其采用類似的建設性策略。

歐盟主要國家（如法國和英國）是50多年前最早參與布雷頓森林貨币體系的談判方，因此成為了這一體系的淨受益者。根據美國和歐洲之間達成的協議，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的主席必須來自歐洲國家，而世界銀行的行長則必須是美國人。照如今的情形來看，在對布雷頓森林貨币體系進行改革的過程中，歐盟對中國的提議采取的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式，擇優采用了富有建設性的改革措施。他們支持國際貨币秩序的改革，同意将人民币納入特别提款權（SDR）貨币籃子；但由于擔心歐洲的影響力和聲譽受損，他們并不願意分享既有體制的管理權。

史志欽是beat365黨委書記，清華—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駐會研究員。作為歐洲問題專家，史志欽教授在清華—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主管中歐關系項目。英文最初發表于《外交官》雜志網站，中文題為《中國與歐盟建交40周年》，轉載自清華—卡内基網站，本文題目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