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時間：2015-01-05 來源：北京日報

《互聯網與轉型中國》，李強、劉強主編，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

傳統上，社會學研究的對象是實體社會，然而，互聯網興起以後，“虛拟社會”開始出現。而且，在博客、微博、微信等網絡工具的助力下，跨空間的網絡社會迅速普及這是早期社會學家想象不到的。

互聯網在中國社會的發展速度驚人。曾經長期封閉的中國社會，“關系社會”的特征十分突出，那時人們的交往主要是通過面對面的方式實現的，因為跨空間的人際交流手段極為有限。而今天，互聯網的出現，真正改變了中國人的社會交往方式。接近14億中國人所組成的“人口超巨型社會”一旦有了共同的互聯網平台，其“社會參與力”或“社會參與度”會令人們極為震驚。各種各樣的網絡參與，包括網上購物、網絡銷售、網絡水軍、網絡運動等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是史無前例的。

近來國内社會科學界對于互聯網的研究一時蜂起，學者們憧憬着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給社會科學帶來變革

互聯網的威力再次印證了技術與社會關系互為推手的基本關系。互聯網是一種新的技術，互聯網社會則體現了新技術的興起再一次改造了人類社會自身。關于技術進步會導緻社會制度的變遷，我們都熟知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馬克思關于生産力、生産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的理論，将生産力發展視為最初的動力，顯然是強調技術進步對于社會關系變革的重大意義。1959年，美國社會學家貝爾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概念，此後，他在其專著《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中指出，技術，特别是“新智能技術”，對于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變遷具有巨大影響。1996年，曼紐爾·卡斯泰爾曆時12年創作的《網絡社會的崛起》出版，提出網絡社會是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這些都是社會學學者關于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的先驅探索。近來，國内社會科學界包括社會學、經濟學、傳播學、法學、政治學、教育學、心理學都在對互聯網領域進行探索。尤其是，學者們已經意識到“大數據”時代的來臨，網絡、電子商務、移動通信形成的大數據、雲計算讓學者們感到振奮，學者們憧憬着一種全新的研究方法能給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帶來變革。一方面，傳統的入戶問卷方法變得越來越困難，另一方面，網絡時時記錄着億萬人民的生活軌迹，商家們天天在記錄着億萬老百姓的消費軌迹，手機時時在記錄着人們日常生活的軌迹，微信、博客、電子信息記錄了人們的社會态度與心靈軌迹。所以，大數據的資源比比皆是，社會學家們應思考，在保護廣大老百姓個人隐私的前提下，利用網絡大數據，創造新的研究方法。

當然，中國的社會學學者更加關心互聯網對于中國社會究竟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會引發中國社會什麼樣的變化？《互聯網與轉型中國》一書就是從社會學角度對于互聯網的觀察，大體上從個體、社會互動、群體、文化和社會結構這幾個層次，分析了互聯網對于中國社會的影響。

在互聯網上，個體的社會互動與傳統的交往形式明顯不同，創造了諸多新的交往形式

互聯網在同一個網絡平台上可以聯系幾乎所有個體，網絡百萬、千萬倍地擴展了個體的交往範圍和交往空間。網絡給個體帶來了極大的社會便利和自由行動空間。所以，對于上網者而言，個體化的社會傾向更加凸顯。再加上我國的獨生子女政策，家庭規模小型化，人們面對面的直接交往變得更少了。由于有了網絡的便利條件，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依賴于網絡，也可以說是形成了一種網絡化、數字化的生存模式，于是，人們變得更加足不出戶。“宅男”“宅女”成為新的流行稱謂。所有這些，造成了“個體主義”盛行的局面。

當然，在互聯網上，個體的社會互動與傳統的交往形式明顯不同，并創造了諸多新的交往形式。尤其是在各種各樣的社交網絡平台上，人們可以向陌生人吐露心聲，這在以往面對面的社會互動中是不可想象的。網絡空間的匿名性，造成了具有鮮明個性的互動。網絡上的互動具有平等和自由的特征，更具有多通道的特征，呈現“多點對多點”的全新模式。

而且，原子化的個體又可以彙成巨流，可以在網絡上形成社會輿論、社會潮流、社會流行，甚至社會運動。傳統上，社會輿論的形成受到傳統媒介載體和傳播方式的限制。思想、觀點、态度往往隻有通過集中的廣播、電視、報紙等大衆傳媒工具才能夠廣為擴散、影響他人，其結果是助長了一個比較集中的信息源的形成，比較容易形成集中管控的社會輿論。到了今天的互聯網時代，輿論的形成不再僅僅來自統一控制的中心點。個體發布的一條有震撼力的微博、微信，會迅速擴散流行，即刻就可以引來無數的評論，巨大的乘數效應，使得信息源與其評論在極短的時間内彙集成流行觀點或輿論。隻要發布的信息具備如下特征，如公衆吸引力、道德震撼力、話語誇張力等，其影響力甚至可以超過主流媒體。而且，網上的輿論、社會運動與網下的輿論、社會運動是可以互相轉化的。近年來，有很多群體事件就具有網上、網下聯系和呼應的特點。

互聯網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社會關系的沖擊是根本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正在重新塑造中國文化

對于有着五千年曆史的中華文明、中華文化而言，互聯網與中國文化形成“互構”的關系。從技術上說，互聯網起源于西方，與西方社會個體主義文化有着内在的契合性。中國社會自古源于家族、宗族社會，屬于“整體本位社會”，與這種整體本位社會相對應，古代社會控制的方式是“連坐”，個體主義曆來是被輕視或受到排斥的。所以，互聯網對于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社會關系的沖擊是根本性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互聯網正在重新塑造中國文化。與此同時，中國文化也在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互聯網結構。譬如，傳統中國社會結構被費孝通稱為“差序格局”，通俗地講就是“小圈子社會”。與這種“小圈子社會”相契合的就是近來急速膨脹的微信平台。騰訊公司推出微信平台不過兩三年時間，但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披露，目前中國微信用戶數已經突破六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國的“小圈子社會”塑造了微信網絡。

自傳統帝制解體以來，中國政治運作形式經曆多種嘗試和實驗，中國的文明、文化、社會結構一直在經曆着解組與重組。這種解組與重組受到來自社會多方面力量的影響，包括：傳統的影響，外來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響，日本人入侵的影響，内戰的影響，新中國成立以來新的政治經濟模式、社會主義意識形态和社會運動的影響，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包括市場體制在内的多種力量的影響。現在，又加上互聯網社會的影響。互聯網的一大特征是海量信息鋪天蓋地地湧入。在社會價值觀、社會理念穩定的國家、區域或社群，海量信息的湧入本不是什麼大問題，不過是提高了每個人的可及信息數量而已，但對我們這樣一個原本社會價值觀、社會理念就在解組和重組的社會則不然。海量湧入的互聯網信息魚龍混雜、真僞難辨，會給已經發生信仰缺失、信任缺失等危機的社會帶來巨大的不确定性。

當然，問題也會促發解決問題的手段，問題也會促發新的發展機遇，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也會帶來新的社會進步。所以，從社會學的角度研究互聯網對于中國社會的長遠影響确實是一個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