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線》雜志 2013年第06期 [總第215期]
在确定中國現代化發展戰略時,必須首先将中國置于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内環境中去認識,确定符合國家利益和發展需要的恰當外交戰略。十八大報告對中國外交戰略做出了系統深入的思考,提出,“綜觀國際國内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當今世界是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然選擇”,将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新時期中國外交規劃了路線圖,指明了前進方向。
一個目标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作為治國方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外交戰略必須始終圍繞中心、服務大局,始終服從和服務于中國總體發展戰略目标的需要。十八大根據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标的基礎上努力實現新的要求,明确提出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任務目标。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标決定了中國在較長一段時期内的戰略是“内政優先”,其重心是推進國内現代化建設。當今世界已經成為一個“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發展是全球發展的一部分,不能脫離全球發展整體而“關起門來搞建設”, “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味着中國必須“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必須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赢的發展,通過争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彙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因此,對内求發展、求和諧,對外求和平、求合作,将是中國較長一段時期内外戰略的核心。并且,“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已經成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根本訴求,是一切工作必須緊緊圍繞的中心和大局。在這一大局中,黨的建設、國家建設和民族發展已經成為新時期中國大戰略的三個支柱,也是中國對外戰略緊緊圍繞和服務的中心任務。
兩大挑戰
到2020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十分艱巨,從統籌國際國内兩個大局出發,中國對外戰略面臨着兩大挑戰。
一是安全壓力急劇上升。從傳統安全威脅來看,未來五至十年,中國最大的安全壓力來自于美國亞太戰略調整帶來的結構性壓力。自2009年以來,美國啟動“重返亞洲”戰略,不斷強化與韓國、日本、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的盟國關系,頻頻舉行軍事演習,加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推動跨太平洋夥伴關系計劃,推銷美國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制造了亞太地區的緊張态勢。同時,地區動蕩頻繁發生,熱點問題此起彼伏。朝鮮半島局勢充滿不确定性,黃海、東海和南海地區争端聯動,樹欲靜而風不止。
從非傳統安全威脅來看,随着中國與世界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中國海外利益加速拓展,新安全問題層出不窮。在十八大報告的不同部分提到了大量非傳統安全問題,如大規模傳染病、嚴重自然災害、國際恐怖主義、國際金融危機、重大突發事件、氣候變化與生态安全、糧食安全、能源資源安全、網絡安全等,諸如此類的新安全問題如果處置不當,均可能上升為影響中國和平發展全局的總體威脅。
二是發展任務日益艱巨。十八大明确了未來十年“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艱巨任務,特别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為第一要務,以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主線,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結構和體制機制的調整,無異于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
同時,随着中國改革開放和全球化進程的深入,社會利益的多元化也不斷增強,利益格局的深層調整釋放了各方面參與外交的積極性,網絡問政、媒體參政、社會議政,使得中國外交面臨着越來越大的社會壓力,維護和鞏固中國發展勢頭和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阻力在加大,中國尋求和平發展的難度在加大。承受壓力和化解壓力的壓力型外交越來越成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一個重要特征。
三對關系
圍繞“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任務目标,十八大強調必須更加自覺地把統籌兼顧作為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方法,強調中國對外戰略需要處理好以下三對關系。
一是統籌國際大局與國内大局的關系。近年來,中國強調轉變内外有别的傳統外交觀念,确立國際國内一盤棋的戰略思想。十八大報告指出,“綜觀國際國内大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這是從複雜國際形勢和國際條件的發展變化的國際大局着眼,把握中國改革發展穩定的國内大局,把國内發展和對外開放更好統一起來,把中國的發展與世界的發展聯系起來,更好地為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服務。
二是統籌治黨治國治軍的關系。十八大報告提出中國将“繼續促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已不僅把外交看作一種業務性工作,而将其看作一種使命、責任和事業,貫穿于治黨治國治軍的總體布局中。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與記者見面會上的講話中,闡明了“中國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國”的外交總方針。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中國外交不僅是中國外交部門的事務,也不僅是中國政府的事務,而是黨、政、軍、民共同參與的總體外交事業,它的目标是“同各國人民一道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而不懈努力”。
三是統籌五位一體布局的關系。十八大确立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幾乎在所有領域都有對外事務,外交已經不再僅僅停留在政治領域,而是彌散到經濟領域、社會領域、文化領域和生态文明建設領域,領域外交逐漸從地區、國别外交的内涵中分離出來,成為相對獨立的外交新概念和範疇,外交的層次化和深度化趨勢明顯加強。
四大支柱
适應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曆史性變化要求,十八大報告對中國的對外戰略和外交政策進行了重新部署,核心是把中國定位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在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基礎上,強調以更加積極的姿态參與國際事務,無論在心态、原則和姿态上,還是在理念和行動上,都集中傳遞出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中國對外戰略将強化戰略導向,将更多在世界舞台上表達中國聲音,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
一是公平正義精神。十八大報告在堅持和諧世界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處理國際關系的若幹新精神。十八大報告指出,“在國際關系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與一些國家推行的“新幹涉主義”理念不同,中國倡導一種以國家平等、政治互信為基礎的國際關系原則。與“顔色革命”、“文化帝國主義”理念不同,中國對多種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采取了“尊重”、“包容”、“互鑒”的态度,“尊重和維護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包容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政治選擇,互鑒不同文明的經驗和成果。與一些國家在國際事務中采取以鄰為壑,靠犧牲他國利益來尋求本國利益的做法不同,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強調“兼顧”、“平等”、“均衡”、“共赢”等思維,緻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系,符合當今世界發展的實際,反映着當今世界發展的方向,是中國外交必須長期堅持的戰略指導思想。
二是和平發展道路。面對中國實力的迅速崛起,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充滿疑慮,擔心中國走“國強必霸”、“沖突戰争”的老路。面對國外輿論的種種猜測和懷疑,十八大報告指出,“中國将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強調中國的發展必須堅持和平發展,“要堅持開放的發展、合作的發展、共赢的發展,通過争取和平國際環境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擴大同各方利益彙合點,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十八大報告以否定式的思維對中國外交面臨的熱點問題表達了鮮明的立場和主張,明确了一切外交事務的是非标準,比如中國外交“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決不會屈服于任何外來壓力”,“中國主張和平解決國際争端和熱點問題”,“反對動辄訴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反對颠覆别國合法政權,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反對各種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不幹涉别國内政,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同時,十八大報告也以肯定式的思維表達了對全球性挑戰的積極态度,比如中國“将堅持把中國人民利益同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結合起來,以更加積極的姿态參與國際事務,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積極運籌和平時期軍事力量運用”,“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可見,十八大報告在對外事務上改變以前隻強調不要什麼的戰略思維,從過去“反對什麼”和“不幹什麼”轉向“支持什麼”和“幹什麼”,豐富和發展了和平發展道路的内涵,使得外交戰略更具操作性和務實性。
三是互利共赢戰略。十八大報告對互利共赢戰略進行了新的發展和提升,将互利共赢提升到世界理念、國際規範和外交戰略的高度。從世界理念來看,十八大報告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首先把“共赢”作為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旗幟,是中國對世界理念的一次重大改變。為此,中國不僅繼續依靠和支持發展中國家,“中國緻力于縮小南北差距,支持發展中國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而且将“加強同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協調,通過協商妥善解決經貿摩擦”,還将“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總之,中國所尋求的是積極參與全球化分工,在全球範圍内配置資源,發展貿易,推動投資,通過深化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強勁、可持續、平衡增長。這是一種開放的發展思路,更是一種與世界同興衰共命運的戰略觀念,是中國外交戰略的一次深刻調整。
四是和平共處原則。十八大報告在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對處理不同類型的國家間關系做了創新和發展。在發達國家外交上,提出發展“新型大國關系”的主張;在周邊國家外交上,提出“努力使自身發展更好惠及周邊國家”的新訴求;在發展中國家外交上,提出支持擴大發展中國家“代表性和發言權”、“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等新提法;在多邊外交上,明确提出支持聯合國、二十國集團、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四大平台等發揮積極作用。還首次提出紮實推進“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維護海外合法權益”、“夯實國家關系發展社會基礎”等主張。所有這些新提法和新主張都是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的創新和發展,是中國外交與時俱進的産物,為未來中國外交開辟了廣闊的發展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