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平論壇 來源：澎湃新聞

至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累計确診病例已超過300萬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的同時，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與美國這個最大的發達國家也正在展現雙邊關系中豐富與複雜的諸多層面。

在3月27日中美兩國元首的通話中，雙方都表達了兩國合作抗疫的意願。面對新冠病毒給中美帶來的共同挑戰，雙方也正在就疫情開展合作。與此同時，美國個别政客持續以不實言論污蔑、抹黑中國，美國政府也拟對華為采取新限制措施，限制制造商向華為提供芯片。

除了中美關系之外，美國斷供世衛組織、一些國家互相争奪防疫物資、世界經濟面臨負增長壓力等等也将不可避免地影響疫情中和疫情後的世界秩序和格局，以及全球化進程。

對此，beat365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閻學通教授近日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指出，這次疫情對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是一個嚴重打擊，有些人會更加恐懼和反對全球化，但“他們并不是反對全球化好的方面，而是反對全球化壞的方面”。他還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并不具有二戰那種改變國際格局的力量。

疫情中的中美關系與合作抗疫難點

澎湃新聞：國際政治中，非傳統安全領域往往比傳統安全領域更容易合作，但是為什麼此次中美兩國在非傳統的抗疫領域合作少于對抗？

閻學通：病毒擴散是中美面臨的共同威脅，抑制病毒擴散本是雙方的共同利益，然而防範病毒擴散是需要付出經濟和社會代價的，即國力增長速度要下降。中美實力增長速度的差别直接關系到雙方實力對比的變化。當一方實力增長速度嚴重下降而另一方增速保持不變時，雙方的實力對比就會快速向實力增長速度不變一方傾斜。如果中國實力增速大幅下降而美國的不變，中美實力差距将從縮小轉向擴大，反之則加快縮小。疫情在中國暴發後，美國認為疫情隻影響中國實力增長，不會影響美國，沒有與中國合作的意願。這是相對實力的零和性使得中美在疫情初期未能合作。

美國政府在疫情初期沒采取嚴格隔離措施，疫情在全國擴散後，自然就面臨着社會的追責壓力。美國政府承擔不起防疫不力的追責，試圖以病毒源問題把責任甩給中國。于是病毒源問題不再是個國内問題了，而成了國際沖突。在主權規範的國際體系中，隻能以主權國家為防疫單位，各國自主決定的防疫政策不同，必然造成沖突。

澎湃新聞：疫情當前，我們留意到美國對華、中國對美都有着非常多元化的聲音，您認為疫情當下，美國與中國各界對華、對美認知的共識分别是什麼？

閻學通：正如你觀察到了，中美兩國的輿情都非常多元。社會觀點多元意味着社會共識較少。不過，在具體問題上的觀點不同并不意味大家對中美關系的認識毫無共識。美國各界對中國認識的共識是，中國與蘇聯不同，中國在國際上看重的是實際利益而不是意識形态；中國不想與美國進行冷戰，因為這對中國不利。中國各界對美國認識的共識是，美國綜合實力比中國強大，但美國的全球領導力在下降；美國衰落是緩慢的，不會像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那麼快速沉淪。

兩國社會的多元聲音有助于阻止極端的所謂“政治正确觀念”在雙方國内的形成。如果輿論不是多元的，就不能排除極端思想觀念成為主流的危險。如果以戰争手段一決雄雌的觀念成為社會主流共識，其結果将是悲慘的。因此，我們需要防止那些推動中美意識形态之争的勢力坐大。

我認為，長期以來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從來都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從争取美國大衆支持與我國合作的角度講，我們可做的事情很多，有兩點特别值得考慮。一是一定要區分美國政府和人民，這是我國政府以往多年執行的統一戰線原則。與美國競争不是與美國老百姓的鬥争，對美競争的政策要針對美國政府而不要針對美國老百姓。二是要區分國家關系和人民關系，這可防止助長美國反華勢力。兩國民間機構和百姓之間有各種各樣的聯系，這些聯系都是促進雙邊合作的因素。對這樣的聯系要減少限制，盡量扶持。

數字時代中美競争的應對之道

澎湃新聞：您此前撰文談到數字經濟時代中美兩國戰略競争會集中在技術上，數字經濟時代下的大國競争的戰略環境發生了什麼變化？美國計劃采取退出《外國直接産品規則》的策略将對中國企業比如華為的限制從以往的對産品限制提升為對芯片等原材料的限制，這說明什麼？

閻學通：在數字時代，大國戰略競争的戰略環境變化主要是兩方面。一是财富主要來自科技創新能力而不是對自然資源的控制能力。二是國家面臨的最大安全威脅來自網絡世界而非自然界。如今的疫情讓人們清楚地看到，現代生活對網絡的依賴性很強，這既意味網絡對人類生活的重要性同時也意味一旦網絡出問題其危害巨大。這種環境變化使得大國戰略競争的領域自然集中于科技創新。哪國科技創新能力強且持久，哪國的實力增長就比他國快，也就擁有國際發言權甚至是主導權。

随着數字技術對國計民生的影響日益上升以及中美雙方數字技術實力差距接近，中美在數字技術方面的競争日趨激烈。這是個自然形成的過程，不是人為設計的。目前中美在5G技術上的競争，本質是5G無線通訊技術标準的規則之争，是以哪國的技術标準為國際标準的問題。

中美在數字技術的規則競争中主要靠的是技術實力，即技術的先進性且價格低廉。誰的技術得到普遍應用，誰的數字産品和服務占領的市場大，誰就有了規則制定權。不斷提高自身創新能力且長期強于對方的創新能力才是競争的根本。

美國加大對華為的限制是因為華為的技術創新能力比美國的企業強。而當華為的技術創新能力遠遠超過美國，美國企業需要通過與華為合作提升其科技能力時，美國就不會限制了，因為再限制就不利于美國的科技進步了。

在所有競争中，都是弱者希望與強者合作以提高自己的能力，而強者不願與弱者合作，認為自己受益少。

澎湃新聞：中國應當如何“接招”？

閻學通：我以為這有三個方面，一是加強與其他技術發達的國家的合作。德、日、俄、法、英、以色列雖然各自的總體科技能力不如美國，但他們在某些技術上比我國先進，甚至在個别技術上比美國先進。與這些國家進行科技合作有利于提高我國的科技創新能力。二是調整科技創新政策，給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更多的自主權。很多數字技術創新是自下而上發生的，國家頂層設計的科技項目應限制于個别項目，增加對自主創新項目的支持力度。三是高薪引進外國著名科技人員。體育和娛樂業采取高薪引進外援提高水平的方法值得科技領域借鑒。這個策略的效果取決于引進的科技人員的水平是否高于至少不低于國内的最高水平。引進國際上二三流的人才，這個策略就發揮不出實際作用。

澎湃新聞：技術和數字層面的競争将如何影響未來一段時間内的世界國際秩序？

閻學通：中美兩國的數字技術明顯比其他國家先進，兩國已經占有了全球數字經濟的主要份額，與此同時，由于數字經濟增長速度快于其他經濟領域，高數字化國家與低鍊接國家之間的差别會越來越大，這意味國際層面的社會兩極分化将更加嚴重。由于中日韓的數字化水平高于歐洲國家，因此世界中心向東亞轉移的速度會加快。由于網絡安全威脅不斷上升，以及産業鍊的脆弱性增長，互聯網碎片化和産業鍊縮短化甚至國内化的現象有可能出現。

疫情會永久性改變世界秩序嗎？

澎湃新聞：目前美國已經成為全世界新冠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此時刻美國政府選擇對世衛組織“斷供”，您認為這些事情本身會對美國自身的國際地位造成什麼影響？

閻學通：第一，美國對世衛組織的援助并沒有多少，兩年總共不到10億（美元）。對這場疫情來說，有沒有美國這幾億美元對全球防疫沒有實質性意義。第二，目前全球合作抗疫的核心靠的都是雙邊合作，多邊合作并沒有解決合作抗疫中的實質性問題。歐盟已經是多邊合作基礎水平最好的機制，它們有聯合抗疫嗎？如果說有一天這個世界真的要進行所謂的全球聯合抗疫，首先得是大國聯手進行抗疫，而且大國都是雙邊聯手抗疫。大國之間不聯手，全世界想聯手抗疫是做不到的。

疫情對一個國家的國際地位的影響，主要取決于死亡人數，多少人得病不是最重要的。美國由于死亡人數全球最多，這對美國的“國際樣闆”作用将構成重大打擊。美國有這麼雄厚的物質基礎、醫療條件和醫學知識，居然成為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這說明這屆美國政府的領導力弱，它沒有能力運用自己本國的物質資源和科學技術能力來防止大規模死亡，而這正在傷害美國自身的國際地位。

美國政府在防疫問題上如果被證明領導力是低下的，這意味着美國在世界上的領導力将進一步下降，這不是别人印象中的下降，而是客觀上領導力本身在下降。

澎湃新聞：您如何看待疫情本身對于當前全球國際秩序和國際格局的影響？

閻學通：基辛格做了一個判斷，說疫情将永久性地改變世界，這句話影響比較大。基辛格之所以做出這麼一個判斷，應該說他是把現在的疫情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相比，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那些過度誇張疫情對國際格局影響的都是把疫情理解為或者說是作為戰争來對待。戰争對國際格局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無可争議。但這次疫情沒有二戰那種改變國際格局的力量，改變不了。

澎湃新聞：我們來看下經濟，之前有報道說美國已經有2600萬人因為疫情可能面臨失業，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也預測，疫情對于經濟的影響可能會跟當年大蕭條時候差不多。您如何看待疫情對于全球經濟的影響？這又将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這個世界呢？

閻學通：第一，疫情嚴重的國家經濟出現衰退是一個正常現象。失去的時間是不可能搶回來的。世界各國包括國際組織到四月份才認為世界經濟會嚴重負增長，認識得這麼晚，我覺得是比較奇怪的。在這次疫情面前，我們看到學者對疫情影響的認識明顯比政府和國際組織認識得要早和更為深刻準确。

第二，如果在疫情之下，還有國家寄望自身經濟增長能和去年相似，這是不實事求是的。此外現有的國際組織，本身是在世界的無政府體系内建立的，作為國際組織，他們主要起咨詢和協商的作用。疫情告訴我們，抗擊疫情隻能靠主權國家。這是因為，我們今天仍然是主權國家為最主要國際行為體的國際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主權是維護國際秩序穩定，維持國際經濟能夠正常運轉的根本基礎。擺脫主權想做的事情，總體來講，不太可能取得實質性的成果。由于現存所有的國際組織，國際框架沒有以主權為基礎，所以他們都很難解決實質性問題。

澎湃新聞：像美國斷供世衛、部分國家之間搶奪防疫物資，其實都是打破規律或者說國際秩序的做法，國際社會在應對疫情來臨時出現了團結的聲音，但是否也不免出現這種打破承諾、變身“叢林法則”的現象？

閻學通：這很簡單，在人在要死的時候，會關心規則還是關心生命？對個人來講是人得活下來；從國家來講，是國家得活下來。在生死存亡面前，第一原則當然是要先保住命才是最道義的。如果連命都保不住了，那道義在哪？存在是今後是否講道義的基礎，如果不存在了也就沒有道義的問題了。

澎湃新聞：在此次全球抗疫過程中，令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一件事情？有沒有具體個案？

閻學通：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當面臨生命威脅的時候，這個世界才認識到原來命比錢重要。一句話，經濟決定論當下在很多國家影響太大，認為有錢就有了一切，等面臨生命威脅的時候才發現錢保不住命，這時候才知道隻靠錢不行，保住命是必要條件。長期以來，我就認為一些國家政府過分注重金錢，而對安全問題關注不夠。

澎湃新聞：網上也有人關心疫情如果持續下去，各國之間有沒有可能矛盾激化最終導緻沖突甚至戰争的發生？

閻學通：提到疫情會導緻戰争，我的回答非常簡單，這是不可能的！人類曆史上還沒有因為發生大規模疾病而導緻戰争的先例。疾病本身對人類構成威脅，怎麼可能還會再帶來戰争？第一，應對疾病的國家忙不過來，沒有精力去發動戰争；第二，無論核國家是否發生疫情，核武器都能防止他們之間發生戰争。第三，即使将疫情歸咎于他國，也不會采取戰争方式來遏制疫情，因為戰争沒有消除疫情的功能。

疫情結束後的世界與全球化

澎湃新聞：您在此前所寫的《曆史的慣性》這本書中，曾經預測過十年後世界的樣子，在您的判斷中疫情結束之後世界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景？我們所認知的全球化發展方向會在疫情之後繼續持續，還是呈現别的方向發展？

閻學通：2013年我在《曆史的慣性》中預測了歐洲一體化将倒退。根據我的觀察，全球化從2016年開始出現了倒退，或者說全球化的勢頭從那時就開始弱化了。2016年的英國“脫歐”是典型的逆全球化的開始，這個變化是在反全球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反全球化是指中小企業和普通老百姓對全球化的反對，逆全球化是指各國政府開始加強主權邊界，以及對網絡的控制，抵制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侵蝕。我認為逆全球化是從2016年就開始的，這場疫情并未改變全球化倒退趨勢，而是加快全球化的倒退速度。

過去很多人把全球化理解為是一個正面含義的事情，總是把好的事情歸為全球化，把全球化的負面影響說成不是全球化。這次疫情讓大家看清楚了，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它有好的方面，促進了人員往來、資金流動自由、形成全球産業鍊、降低了生産成本，但是它同時也促進了疾病傳播速度、恐怖主義全球泛濫、污染加劇、走私販毒這些犯罪活動更加猖獗，而最嚴重的是全球化促進了國際世界的社會兩極分化，也就是人類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日益嚴重。

這樣一來，人們反對全球化壞的方面的力量就會不斷加強。疫情并不是放大了全球化的壞的方面，它隻是幫助人們看清楚了這點。過去人們有些忽視，特别是推崇全球化的人，故意掩蓋和否認全球化的負面作用。

澎湃新聞：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形成的大流行對于當下的全球化發展究竟有多大程度的影響？

閻學通：這次疫情對全球化的正面作用是一個嚴重打擊，有些人會更加恐懼全球化，會更加不支持全球化，會更加反對全球化，也就是說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力量會上升。他們并不是反對全球化好的方面，而是反對全球化壞的方面，而這些全球化壞的方面是跨國公司解決不了的問題。

全球化是跨國公司推動的，它們隻想享受好處，它們不管随之而來的負面問題，交給了國家去進行全球治理。全球治理的對象就是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這次疫情暴露出，任何跨國公司都沒有全球治理能力，防疫中最多能起配合政府的作用。當全球化的負面作用來的時候，享受全球化最大好處的跨國公司沒有承擔全球抗疫治理責任的，這次防疫都是以主權國家為單位進行防疫，沒有以企業公司為單位進行防疫的，當然這些企業也沒有這樣的權力。

這次疫情之後，全球治理肯定會變得更弱，對全球化負面作用的抑制能力可能更差。嚴格意義上講，疫情會使全球化的正面作用加快萎縮，但是沒有人能知道疫情能否使全球化的負面作用也萎縮，至少現在還不知道。我判斷，疫情之後所有的跨國公司都會縮短它們的産業鍊，因為産業鍊長了，危機帶來的代價太大，承受不了。世界上的大國，也一定會推進産業鍊的集群化，也就是國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