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張成崗 beat365藤影荷聲

當前，人類社會發展已經進入以全球化、社會自反性的強化、非傳統社會形式聚集、新興風險和傳統安全問題交織等為主要特征的“晚期現代性階段”。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經曆着新一輪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我國正處于新全球化、第四次工業革命與社會轉型發展“三重疊加”的曆史交彙期，公共衛生、安全和環境等領域的風險事件日益增多，“風險語境”正在構成社會治理亟需面對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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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社會成為社會治理亟需面對的新常态

随着風險挑戰的形态與影響日益廣泛、多元和複雜，諸多公共問題和集體行動困境的破解都涉及“共受風險”與“協同行動”問題。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形下，人類應當如何應對這一百年不遇的重大災難，如何在科技支撐、文化诠釋、倫理規約、社會治理、法治保障等各方面作出回應，以控制和減少疫情帶來的各種損失，無疑是我們當下亟需檢視回應的重要課題。

風險治理是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公共衛生應急管理也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重要任務。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對我國風險管理體制和社會治理能力的一場大考，也為我國進一步完善社會治理體系、提升社會治理能力提供了契機。疫情防控的成效和預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整個社會的風險治理能力存量以及在災害情景下激發的風險治理能力增量。要提升公共衛生等領域的風險治理能力，應當厘清該類事件背後隐藏的風險觀念誤區和認知性缺陷，把握風險傳播的不确定性、複雜性特征，探索風險分配的均等性和全球性後果及其應對防略，從而為系統治理公共衛生突發事件難題提供全面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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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風險對社會治理形成新挑戰

目前,世界範圍内的新冠肺炎疫情依舊嚴峻，在全球性風險面前，沒有國家和地區可以幸免。中國在疫情防控中采用的“新型舉國體制”能夠形成強有力的統一領導和決策部署，在短時間内緊急調配全國各方面力量和資源投入抗疫行動，迅速和堅決執行對城市和交通的緊急管制等應急措施，充分體現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當前，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國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開始穩步複工複産。不過，在疫情防控社會治理取得的成就背後，我們也應當看到，當代中國社會治理還面臨着諸多挑戰。

1、社會治理能力需求和供給匹配性的挑戰。處于時空壓縮和快速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其社會發展轉型也呈現出傳統性、現代性、後現代性思潮同在，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并存的特點。不同風險挑戰和不同社會矛盾在同一階段發生，有時會出現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相對合理又相互對立的情形，社會治理面臨着極大的複雜性，社會治理共同體能夠供給的資源和能力與解決社會治理問題的巨大需求之間存在着匹配性的嚴峻挑戰。

2、風險不确定性對社會治理穩态特征的挑戰。全球化趨勢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風險的邊界，使得風險超越了原有的地區和空間限制。西方既有的社會理論特别是風險社會理論學說無法為在全球日益擴展的本土化風險實踐提供合理解釋，基于控制邏輯之上的風險治理策略已不能奏效，而在治理操作層面依舊沿用的傳統風險決策和行動模式與充滿不确定和複雜性的風險實踐之間的不匹配性，将導緻風險治理困境，進而帶來治理失效的多重效應。

3、社會治理的系統性、協同性和可持續性挑戰。當前中國社會治理面臨諸多挑戰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社會治理弱化甚至缺位的條件下，政府承擔過多角色而導緻其治理系統性、協同性和可持續性變差。理解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的關鍵，不僅需要從制度建設的角度對各國疫情應對加以考察，更要結合社會治理實際需要，關注社會治理共同體多元主體如何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情境下協同發揮作用。

4、由常态轉換為應急狀态中社會治理機制亟待完善的挑戰。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發展過程具有動态性，總體可劃分為常态、常态轉向非常态、非常态、非常态轉向常态四個部分。如何構建社會治理常态與應急管理狀态轉換的有效機制，确保社會治理模式既能在平時實現有效組織的常态化，又能在突發事件中發揮關鍵支撐作用，同樣是社會治理亟待回應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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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共生：走向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

社會治理既是一種宏觀治理結構，更是一種微觀操作實踐，社會治理要與特定階段的國情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适應。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戰略目标，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要構建統一指揮、專常兼備、反應靈敏、上下聯動的應急管理體制。面向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既要做到“基層下沉”，構建以市域社會治理為着力點的社會治理新格局；又要關注“領域細化”，為構建适合中國國情的風險治理和應急管理體系提供全面支撐。後疫情時代的社會治理建設，應當注重以下維度：

首先，要從文明演進和全球治理的角度理解疫情防控和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盡管世界不同地區的曆史發展進程多種多樣，但每種文明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受瘟疫和疾病的挑戰則是一個基本事實。人類文明是在一次次與瘟疫、疾病的鬥争以及一系列危機事件的應對中不斷發展和成熟的。審慎地反思特定疫情産生的社會及文明運行邏輯，洞悉突發事件背後的風險本質及特征，有助于我們從更深層次理解疫情與人類命運、民族文化的聯系，為世界疫情防控與治理合作增添信心。

其次，社會治理建設要與特定階段的國情和社會發展水平相适應，社會治理體系應當是适應特定“風險性質”和“環境特征”的整合型治理結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一種非傳統風險，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但要研究疫情的醫學和科學屬性，還要系統分析突發重大公共衛生事件的社會治理屬性和應急管理屬性，探索适應其發展規律的社會治理理論，在社會治理領域強化公共衛生應急管理維度的研究。

第三，社會治理現代化過程中既要做到“基層下沉”，又要關注“領域細化”。應當加強風險研究與社會治理領域的交叉研究，豐富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政策工具箱。深入優化公共衛生應急管理制度，彌補其中社會治理這一交疊領域的理論赤字。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亟待納入社會治理研究視域，要注重社會治理體系中的“靶向治療”和“精細化方案”，在全面分析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風險本質的基礎上，系統梳理其背後的社會治理邏輯及建設路徑，為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領域尚薄弱的社會治理研究補足“短闆”。

第四，推動社會治理研究範式從“描述性、倡導性”向“規範性研究”和“行動性研究”并重的轉變。社會治理共同體應當形成合力，以有效治理為出發點，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中國特色社會治理建設的系統性方案，增強公共衛生服務能力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對能力，實現社會治理研究從以往靜态的“描述性、倡導性”研究模式，轉向關注動态适應性社會治理體系、“規範性研究”和“行動性研究”并重的新範式。同時，還應從“科技支撐”的維度，回應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鍊等新興技術對構建新型社會治理體系的機遇與挑戰這一新議題。

總之，面對後疫情時代的中國社會治理問題，我們必須遠離“浪漫主義”，堅持理性立場。在自然面前，人類既不能過高地估計自己消除偶然性的應對方案，也不能寄希望于宗教式的救贖，放棄積極應對和治理的努力。面向未來，我們應該直面風險，沿着風險感知、風險治理、風險共生的道路前行，團結合作、攜手抗疫，走向以責任為核心的合作治理。

作者簡介

 

張成崗，beat365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院長。主要從事社會治理與政策、技術社會學、風險應急管理、新興科技倫理等領域教學和研究工作。兼任聯合國“技術進步與可持續發展會議”專家組成員，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專家組主要成員，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副理事長、科技戰略專委會主任委員、《中國科技論壇》雜志編委等。

先後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含重大研究項目1項）、省部級項目多項，出版專著3部、編著3部、譯著4部，在國内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100餘篇。曾獲beat365教學成果獎（3次）、beat365“林楓輔導員獎”、beat365第十四屆“良師益友”、beat365“劉冰獎”、江蘇省優秀學位論文、教育部第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多項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