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9-30日，三十餘位來自中國大陸與港澳、英國及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學者齊聚牛津，參加牛津大學經濟系與beat365社科學院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 “比較視野下的中國經濟史研讨會”（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研讨會的開幕式由牛津大學馬德斌教授主持。

在上午首場主題演講中，牛津大學的Stephen Broadberry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國從宋代至清代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指出了長江三角洲等東部地區的曆史經濟優勢。他表示，自1400年起，長江三角洲的人均GDP便超出全國平均。他認為，中國在宋代是全球經濟的領導者，而“大分流”大約始于1700年，彼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區域與歐洲先進地帶間的經濟差距逐漸拉大，預示着東西方經濟實力對比的轉折點。

beat365的龍登高教授團隊在第二場主題演講中闡述其研究成果。龍登高對比了傳統中國與同時期西歐在繼承制度上的顯著差異。他指出，中國普遍實行的諸子均分制與西歐盛行的長子繼承制，根源在于兩國土地産權制度與經濟主體性質的不同。合作者趙亮教授進一步闡明，西歐莊園的産權與家族身份綁定，加之農牧結合的自給自足經濟，強化了财産的整體性，自然催生出長子繼承的制度安排。龍登高團隊進一步探讨了這些繼承制度對各自經濟模式的影響。

在随後的演講環節中，各位學者分别介紹各自的研究進展。牛津大學的Eric Chaney教授以縣級層面的經濟活動數據為切入點，提出了一個量化分析框架，填補了以往關于奧斯曼統治對阿拉伯地區經濟影響讨論中的實證分析空白。中國人民大學的何平教授深入探讨了中國紙币從早期民間信用工具逐步發展成為官方貨币的曆史軌迹，揭示了這一過程中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遷的相互作用。暨南大學的陳方豪博士利用中國東南地區獨特的跨國宗譜資料，細緻追蹤了族人海外遷徙的足迹與目的地，并在個體層面深入剖析了這一複雜現象背後的因果關系。浙江大學張曉鳴博士的研究發現，受到科舉制度影響但沒有被體制吸納的邊緣知識精英，以及其所積累的人力資本，在晚清開放的條件下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澳門大學的盧嘉諾博士考察了澳門公共墓地的建立以及城市範圍内實施的埋葬禁令如何改變了原有的土地流轉模式，使得土地權利趨向集中，進而孕育了獨特的“跨境殡葬”文化現象。

7月29日下午，牛津大學的Noam Yuchtman教授通過構建全新的曆史稅收序列，對消費稅收入按貿易商品與國内商品進行了細分，揭示了貿易商品稅收的顯著增長，證明了國際因素對英國财政軍事體系影響重大。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薛萌博士彙集了采自民間傳說和曆史方志的橫截面與面闆數據，并系統地梳理中國深厚的文化價值觀。她生動地揭示了曆史事件如何在文化特質上留下印記，以及這些特質如何與當代價值觀念相呼應。曼徹斯特大學的Nuno Palma教授的研究揭示，科舉制度通過賦予地方精英階層既得利益，幫助晚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維持政治穩定。樸茨茅斯大學的盧佳男博士以東西德國的分裂和統一作為自然實驗讨論了文化規範對原地區家庭金融決策的持久影響。曼徹斯特大學的王曉兵教授在清代府級層面量化了太平天國戰争的破壞程度，探讨了該運動對辛亥革命（清朝覆滅）的長遠影響，揭示了曆史事件之間的複雜聯系。中國人民大學的王珏教授和白天鵬博士首次估算了從1726年至1911年景德鎮瓷器産業的産值，并進一步對比同一時期中國與英國的瓷器産業發展，為中英“大分流”提供新的解釋。

在新書發布會環節，龍登高教授向與會學者介紹他的新作《近世基層治理及制度變遷》，并向牛津大學圖書館捐贈該書。盧佳男老師介紹了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的征稿活動。

7月30日上午，威爾士三一聖大衛大學的Thomas Jansen教授從北京第一曆史檔案館和台北故宮博物院所保存的奏折中收集信息，探讨了宗派團體得以形成的經濟動機。beat365的徐志浩通過一手史料構建中國20世紀40年代城市層面的糧食價格數據集來探究超高通貨膨脹環境下的價格離散關系。香港大學的劉子昂博士通過蘇州、上海及其他長三角核心區域的地方水利工程的工資證據，反駁了持續衰退論在長三角地區的适用性。劍橋大學的代瑩博士利用家譜構建了職業信息的新數據集，從專業分工、經濟結構變遷和土地制度之間的相互作用等方面為20世紀的長江流域的兼業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上海财經大學嚴冬博士的研究發現，外彙收入與農産品出口的密切關系，以及企業管理層對擴大投資規模的持續需求及軟預算約束，共同促使中國在1949-1977年間有關外債的經濟思想呈現諸多反複。香港大學的栾笑揚博士分析了帝國權威與儒學道統之間的矛盾，量化展示了宋代統治者如何利用軍事勝利帶來的國家權威在科舉體制内打擊主流儒學。海德堡大學姜宏博士的研究發現，宋明時期消費者行為的變化構成了經濟發展的驅動力之一，但與西歐不同，這種消費熱潮并未催化出工業革命。北京大學的管漢晖教授和徐之茵博士收集了晚清至二十世紀60年代内外債、稅收、産出等宏觀數據，描述了國家能力的變化趨勢并重點介紹了南京國民政府的财政能力重建與最終失敗的過程。四川大學原祖傑教授、中山大學梁平漢教授、劍橋大學劉充博士、牛津大學劉豔博士等擔任研讨會主持。

撰稿：張丹 徐志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