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至7日，“2013年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年會（第六屆）”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瑩出席年會開幕式，并發表題目為“中國智庫的時代責任”的主題演講。
傅瑩指出，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覺就是一個“變”字，一切都在動态中。
首先是國際格局的轉換，這點在國際上基本是有共識的，包括美國的一些重量級學者都承認，國際權力不再集中于傳統的西方大國。但是在向什麼方向轉換的問題上，看法不同。國際上講得比較多的是國際權力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而也有觀點認為，美國實力恢複并且将延續霸權。
傅瑩認為，權力分散是一種必然，世界國際權力的轉換反映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形态。國際權力向更廣泛的領域和方向擴散，推動新興大國力量的上升。但這與曆史上大國更替過程中出現的權力轉換完全不同，呈現的是權力的擴散和分散，因而，國際事務的處理需要更多國家的廣泛參與和支持。而中國，則處在變化的中心。
傅瑩強調，即使權力在變化，但世界仍然處于和平發展的時代，這個判斷不應該動搖。和平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階段，這個大方向必須堅持。
傅瑩指出，在變化的世界中，智庫服務于外交有三個着力點：第一，智庫要與決策機構建立起良性的互動關系，研究國際課題需要貼近外交現實和需求；第二，智庫要聚焦中國在國際問題上面臨的重大課題；第三，智庫要堅持自己的公共屬性和社會責任，增強向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産品的意識和能力。
傅瑩表示，目前中國智庫在世界上的聲音還是比較稚嫩的，實力和人才都在成長的過程中。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的《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在全球智庫分布中，中國排第二名，有429個智庫，而美國擁有1823個智庫，是中國的4倍。為了智庫更好地發展，社會要對智庫多幾分寬容，對智庫的思想産品要給予尊重和價值上的認可。
開幕式現場，傅瑩溫文爾雅的氣質感染了很多師生。在與青年學子們互動時，她問到：“你們當中，有多少人認為中國是世界第二大國家”，現場回應熱烈，傅瑩笑着說：“這是我見過的舉手最多的一次……”
中國智庫的時代責任
——在beat365“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術共同體2013年會”上的演講
傅 瑩
2013年7月6 日
5月30日劉延東副總理專門組織召開座談會，提出要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她提到發揮高校學科齊全和人才密集的優勢，要服務于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和破解發展難題的需要。
從網上看到最近有不少關于智庫的論壇和研究，很高興看到我國的智庫發展正在得到更多的重視和機會。
一、什麼樣的智庫産品符合決策需要？這是中國學者經常困惑的問題。
90年代我在外交部亞洲司做周邊工作，當時世界剛剛走出冷戰。從外交決策的角度，面臨許多新課題，例如：周邊外交怎麼走？如何從理論上講清楚？這樣一些問題。那時開始看一些中國學者的文章和書，例如從閻學通老師的研究中就得到許多理論上的啟發和支持。我印象最深的是閻老師關于“中國國家利益的外溢，延伸到了邊境之外”的論述。圍繞“周邊外交要為改革開放構建好的周邊環境”的思路，我們形成了在周邊增信釋疑、參與多邊對話、推進“合作的安全”等一系列政策和外交宣示，最終建立起中國東盟自貿區。亞洲地區比較順利地渡過了後冷戰時期的思想混亂，較快地進入一個良性的合作軌道。這期間我們與國内學者一直保持密切的溝通，他們對國家在新的發展環境下的外交政策和思想延伸有很重要的貢獻。
再舉兩個例子，記得在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等亞太區域合作時，無法回避預防性外交的概念，對此怎麼看、怎麼做，直接影響到中國在地區多邊機制中的作用。國研所、社科院、北京大學特别是王逸舟、劉學成等老師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見，而且有系統的著述，增強了我們的信心，現在預防性外交這個詞已經在經常使用。
智庫影響中國外交政策和相關表述最典型的例子，是鄭必堅和他領導的改革開放論壇，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概念，在他的研究基礎上闡釋出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理論，後來還發表了政府白皮書，在國内外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所以，我的體會是，在外交方面，好的智庫産品應該緊跟當時國家發展需要，能服務于相應的對外政策的需要。應該是現實的和具體的，說白了就是能“解渴”。
二、怎麼看當今世界的特點？
任何時期的外交決策都需要一個比較客觀的三維世界政治地圖。在當今世界紛繁複雜的變化中，如何找到一個描繪國際形勢的切入點？最近我與一些國内智庫的學者探讨這個問題，今天也借這個機會與大家商榷。
看今天的世界，最突出的感覺就是一個“變”字，似乎一切都在動态中。能不能認為，世界進入了一個重要的轉型階段，而且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多重轉型。
首先是國際格局的轉換，對這一點國際上基本是有共識的，包括美國的一些重量級學者都承認，國際權力不再集中于傳統的西方大國。但是在向什麼方向轉換的問題上，看法不同。前一段時間國際上講得比較多的是國際權力在從西方向東方轉移，引起西方世界的緊張和對中國的警覺。最近又出現美國實力恢複并且将延續霸權的論斷。
從辯證唯物主義的角度看，當今世界國際權力的轉換反映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形态。冷戰後出現人類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生産要素的流動不再受到任何政治制約，技術、資本、人才乃至市場等等，都開始在全球範圍更自由、更快地流動，從傳統的西方中心向外擴散。固然有的國家和地區吸納的多一些，例如中國和亞洲，但是隻要沒有發生動蕩的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這個擴散，取得很大發展，許多數據都說明了這個效果。
在此基礎上，國際權力也在向更廣泛的領域和方向擴散，推動新興大國力量的上升，一些非傳統力量也在上升。這與曆史上大國更替過程中出現的權力轉換完全不同，現在是權力的擴散和分散，國際事務的處理需要更多國家的廣泛參與和支持。
講世界進入轉型階段，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來。例如，生活方式在轉型，新技術，尤其是網絡，帶來人的交往方式以及資訊傳播方式的改變。再比如，在綠色理念和新技術的推動下，生産和制造方式和消費方式也在轉型，等等。
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但是同時，世界仍然處于和平發展的時代，這個判斷不應該動搖。在20世紀，前50年是以戰争為主線，後50年沒有再發生大國之間的熱戰，冷戰使得各個區域隔絕，但也實現了自身的發展，雖然很不均衡。這為20世紀後期世界進入和平發展的時代奠定了基礎。和平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階段，這個大方向必須堅持。
所以，可以說當今世界時代主題沒有變，隻是在這個主題下，世界正在發生快速的變化和轉型，而中國，則處在變化的中心。
三、21世紀中國智庫的責任
那麼，應該怎麼看待中國智庫的時代責任？
中國在智庫建設上是後來者，我們也可以說中國曆史上就有重謀士、利智囊的傳統，但是古代的幕僚隻是單向服務，沒有社會公共屬性。在現代智庫發展上，中國和其他新興國家與傳統的西方國家差距是比較大的，像英國的皇家國際問題研究所（Chatham House）是1920年成立的，有90多年的曆史了，美國布魯金斯的前身--政府研究所是1916年成立的。
根據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大學的《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在全球智庫分布中，中國排第二名，有429個智庫，而美國擁有1823個智庫，是中國的4倍。在前50個頂級智庫中，中國隻有3家。在報告中提到的最具創新性政策建議、最佳利用互聯網和社會媒體、最佳利用多媒體技術、最佳對外關系與公衆參與等項目的全球排名中，沒有中國智庫。
當然，這份報告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國的情況，中國智庫對政府決策和社會思潮的引領上已經在發揮很大的作用，國際評估難免受到語言和渠道的限制。但是在中國智庫的國際化上，我們确實有提高的空間。
應該說，現在是中國智庫成長的難得機會。我國正處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政策需求大，需要研究的課題豐富。同時我們是在一個成熟的國際環境中成長，可以學習和汲取的知識和經驗豐富。
關于如何加強智庫與決策的關系，我想到這麼幾點：
一是，智庫要與決策機構建立起良性的互動關系, 研究國際課題需要貼近外交現實和需求。
賓州大學的智庫專家詹姆斯 麥甘（James McGann）博士（他牽頭做了《2012年全球智庫報告》）來北京時，我向他請教智庫與政府的關系，他認為，智庫的目的是服務于決策需求，如果做出的東西不能解決決策中遇到的問題，不能為決策所用，這個智庫思想産品就不是成功的。
中國智庫建設還在成熟的過程中，如何能更好地為決策提供智力支撐和培養優秀人才，這都是需要不斷摸索和提高的。有人問，智庫如何才能知道有什麼決策需求？确實，這是一種供求關系，牽動供應的是需求，決策部門可以提供需求提示和相關的信息資料。例如外交部就與許多智庫保持着比較密切的溝通關系。黨的十八大報告再次強調要發揮思想庫的作用，中國智庫的發展對于實現科學決策、民主決策和依法決策的目标都是至關重要的。
智庫需要有政策服務意識。智庫的獨立思考要具有建設性，包括批評，目的是為了使決策更加準确，智庫要看到問題才能提出改進的建議。但是目的性很重要，因此智庫要堅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有更多的冷靜思考和平衡觀點。這次的學術共同體論壇的題目非常豐富，也都是當前決策的關注焦點問題。
二是，智庫要聚焦中國在國際問題上面臨的重大課題。對中國這樣一個初登世界舞台的國家來說，需要解決的理論和操作問題非常多。
例如，如何确定中國在世界上的時代方位？中國的自我認識是地區大國并且将發展成世界級大國，談世界排位的時候中國更多考慮人均收入和面臨的發展挑戰。而國際上普遍以世界大國看待和期待中國。我們的智庫需要在這個問題上提出國内外都能接受的觀點，至少要推動在國内形成社會共識，在此基礎上構建相應的大國戰略和大國外交理論。
習近平主席在與奧巴馬總統的加州會晤中，明确提出中國對建立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原則和主張，即将舉行的中美戰略對話将重點落實兩國領導人會晤共識。“新型大國關系”指的是中國在成長發展的過程中，與美國這個傳統的霸權國家之間如何确保以和平方式、對話方式為關系主導面，即便競争也是非對抗性的。能否成功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涉及到未來中國國際戰略的方向。這将是個長期和艱難的磨合過程，美國有霸權的慣性，調整會有難度，中國缺乏做有國際影響的世界大國的曆史經驗，學習需要時間。在這方面智庫可以先行一步。
三是智庫要堅持自己的公共屬性和社會責任，增強向中國社會乃至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産品的意識和能力。我最近出國訪問和與來訪的外國人士交談，感覺到外界一方面對中國有信息饑渴，期待聽到更多中國的聲音，另外一方面關于中國的偏見和誤導性資訊很多。這當然有意識形态分歧的因素，也有中國如何更多更好提供國際信息的問題，需要增強自身形象塑造的能力，在這方面中國智庫确實可以多做多說。
例如在中國國際責任問題上，外界有很多議論和期待。但是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有自己的外交理念和原則，不贊成幹涉内政。而傳統的大國對此往往缺乏了解，也不認同，甚至認為中國不願承擔責任。中國智庫可以多向外界介紹中國的行為模式和原則。增進國際了解有利于中國更好地發揮國際責任，而促進國際了解的過程也有利于中國智庫樹立自己獨特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目前中國智庫在世界上的聲音還是比較稚嫩的，實力和人才都在成長的過程中。社會對智庫要多幾分寬容，對智庫的思想産品要給予尊重和價值上的認可。産品有價，思想産品價更高，當然智庫不可能走商業化的道路，智庫裡面有好書萬冊，卻不可能有銀山萬座。
做智庫是寂寞的，若無心靜如水，恐怕很難深做學問。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如何以中國自身曆史文化和政治思想為基礎，在國際關系研究中獨樹一幟，形成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系學，建立中國的大國外交理論，需要相當的耐心、耐性和耐力。我真心期待，也相信，中國的智庫能有大發展。現在我們的國家不僅已經跻身于世界之林，而且長成了林中的大樹，這裡必然有中國智庫的一片新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