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下午，2015年beat365本科生特等獎學金答辯會在主樓後廳舉行，beat365的高晨曦與來自航空航天學院的蘇雷、建築系的商宇航、水利系的侯時雨、機械系的楊韻芳等15位候選人先後分享了自己各具特色的學習成長經曆和感受。校黨委副書記、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主任史宗恺出席答辯會。

今年本科生特獎共有院系推薦、部門推薦和學生自薦三種方式，本次特等獎學金評選共收到48名優秀同學的申報材料，經過校獎助學金管理委員會辦公室材料審核、初評會議兩個環節，共有15位同學入圍答辯環節。

他是高晨曦，來自beat365社科學院。在大學二年級時，他堅持了實在主義對形式主義的批判，完成了《價值理論批判》一文。為了向國内學界介紹實在主義方法論，他組織研究組翻譯戈德利爾《經濟中的理性與非理性》一書。大學三年級在經濟學前沿專題的課堂中，他在陳年葡萄酒等具體現實問題的總結上，提出了勞動價值論的曆史合力論模型。随後，陸續翻譯并發表了《經濟的金融化》《國民收入論》《價值理論與生産勞動》《支撐戰後資本主義霸權的經濟要因》《從共同體所有到私有制》等文。在學術上，經曆了中學和大學前三年的積累，他開始接觸現實問題，并選擇了先學術後政治的道路。一方面，我的研究對象轉移到了安倍經濟學、派遣勞動的現實問題，發表了《技術變革》一文。在赴日研修期間，與獨占研究會的各位前輩探讨現代資本主義特征，翻譯了《日美金融政策比較》《現代資本主義論》等文。

另一方面，他親自參與了日本左翼的反安保示威遊行，和同伴們共同努力。為号召更多人響應運動并宣揚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他組建了“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資本主義研究會”，主持了《概念的本體化與本體的概念化》《科學主義與意識形态》等講座，并擔任《共同體所有、私有制和社會的個人所有》講座同聲傳譯。今年秋天，他還将主持日本獨占研究會代表團50周年紀念研讨會（清華）。

【答辯稿】社會科學的責任

社會科學的責任

——在特獎答辯會上的發言

尊敬的老師、同學們：

大家好！

接下來請允許我講述我的個人成長經曆和我的學術理念。

幼年時我生活的地方，是上個世紀計劃經濟時代的産物——國營工廠區。我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科技、經濟、社會變革的時代。在我小學的時候，計算機這個神奇的東西走進了廠裡人的家庭；初中的時候，我身邊有了第一條輕軌、搬進了新修的高樓。

然而同時，我也發現，夜裡回家的工人臉上已經沒有了改革前的自豪，隻剩下疲憊和茫然。雨後春筍般新建的高樓周圍，是勞動者愈顯破舊的平房；超市裡琳琅滿目的商品中，越來越多的女性勞動者隻是等着晚上8點後打折的食品，以填補物價與工資的剪刀差。

同學們，這讓我産生了深深的疑惑：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難道不應當是為了讓支撐社會的大多數勞動者，過上更自由、幸福的生活嗎？用政治經濟學的話說，勞動生産率的提高沒有伴随勞動者自由時間的增加，這是社會的責任，是社會科學的責任。

我希望改變這一現狀。這一答案，就在社會科學中。

可以說，我能将小時候的理想帶到大學，單純因為它是十分美好，因為我認為，為多數人的自由與幸福而努力，為社會的進步與完善而努力的方向，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是錯的！

但是現在，從我跨進beat365、進入社科學院的那一刻，我不再是憧憬，而是要去實現。

就像戰士需要武器，建築工需要磚瓦一樣，實現理想需要科學的理論。

為此，扪心自問，我們社會科學[1]，是否把人當做了人。不是理性人、經濟人，更不是可以加減乘除、可以像商品一樣買賣的要素。

我追求的，首先是現實的理論，它應當以現實中活生生的人和他的一切社會關系，為自己的研究、服務對象；它應當關注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應當局限于自己的專業領域，正像人不是隻有生産機器這一個用途。從這個意義來說，現實性是社會科學的人道主義[2]。

而現實性，歸根結底是在總體論的立體世界上增加曆史的時間軸。總體與曆史的統一，在總體的立體空間上加上曆史的時間軸[3]。盧卡奇指出：“隻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曆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4]”。

然而，我逐漸發現，主流曆史學帶給了我無數殘缺的史料碎片[5]，卻隻是停留于曆史，拒絕告訴我曆史的邏輯、規律及其現實意義；主流社會學發明了花樣百出的新概念、新名詞，卻無視概念形成的社會結構和曆史背景，仿佛這是不容置疑的神啟；主流經濟學則是不僅發明了理性人的世界，還試圖把自己建構的幻想世界強加給現實世界。它們都不是我想要的社會科學。社會科學應當時刻認識到，自己所追求的不應單單是尋求真實的理念，它必須考慮現實世界生活着的、活生生的人，它有責任和義務幫助人們生存、保障人的尊嚴、增進人的幸福。這是我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因。

在學習、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社會科學不應自上而下地指示人們應該怎樣做，它需要認識社會、曆史實踐運動的過程，最大限度地參與、支持社會的進步運動。這意味着，不是空談和指使，哲學家隻是以自己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6]。因此，實踐觀是社會科學的民主主義[7]。

這讓我不得不在最後提起社會科學無法回避的問題：立場。

既然社會科學對人類的自由與幸福負有責任，那我們就必須要問，在不同人的利益[8]存在矛盾[9]的現實中，社會科學要捍衛誰的自由、實現誰的幸福？它的理論建立在誰的視角上，它的建議對誰有利？要明白這一點，必須通過實踐。

今年暑期，我赴日研修課題的安倍經濟學正是這種打着科學名義掠奪勞動者的強盜理論。而打着理性旗号的安倍禦用學者則肆意攻擊全國反安保示威行動。這讓我認識到，如果多數人的自由與幸福已經或正在受到侵害，任何阻礙人民運動的所謂“科學”等同于站在人民的對立面[10]。

我也直接參與了日本的全國反安保示威，國會前的十萬抗議人群、近七成國民的反對，都阻止不了新安保法案，讓我深刻地認識到，憲法開不了萬世太平，民主的形式不代表民主的實質，而沒有民主的實質，憲政終歸是一句空話。因此，我決定，我會在社會科學和社會兩個戰場上，為人類的解放而奮鬥，實現真正的民主，創造人人平等、自由和幸福的社會。

理想在遙不可及的彼岸，正因路途無比艱險才值得挑戰。為此，我們付出的每一點努力和犧牲，都将讓後人離理想更進一步。我相信，這是社會科學的責任，是馬克思主義的責任。它是我進入beat365的目的，更是我身為清華人的責任！

[1]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不同在于，它的研究對象——社會的人——同時也是它的服務對象。

[2]盧卡奇指出：“隻有在這種把社會生活中的孤立事實作為曆史發展的環節并把它歸結為一個總體的情況下，對事實的認識才能成為對現實的認識”——《曆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2014年，58頁。

[3]統計和建立在統計基礎上的“精确的”經濟理論總是落後于實際的發展。“因此，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帶有決定意義的因素看作是固定的，把有關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作是在整個時期内一成不變的，或者隻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中産生出來因而是十分明顯的變化。”——馬克思：《法蘭西階級鬥争》導言，《全集》22卷，591-592。

[4]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商務印書館，2014，58頁。

[5]關于社會科學的碎片化，盧卡奇指出：經濟形式的拜物教性質，人的一切關系的物化，不顧直接生産者的人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對生産過程作抽象合理分解的分工的不斷擴大，這一切改變了社會的現象，同時也改變了理解這些現象的方式。于是出現了“孤立的”事實，“孤立的”事實群，單獨的專門學科（經濟學、法律等），它們的出現本身看來就為這樣一種科學研究大大地開辟了道路。因此發現事實本身中所包含的傾向，并把這一活動提高到科學的地位，就顯得特别“科學”……這一過程由于現象被歸結為純粹數量、用數和數的關系表現的本質而更加加強……這種看來非常科學的方法的不科學性，就在于它忽略了作為其依據的事實的曆史性質。——《曆史與階級意識》，54-55.

[6]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态》。

[7]具體之所以具體，因為它是許多規定的綜合，因而是多樣性的統一。因此它在思維中表現為綜合的過程，表現為結果，而不是表現為起點，雖然它是現實的起點，因而也是直觀和表象的起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

[8]在哲學家那裡，尤其是試圖抽象出“純粹”人類這一新物種的哲學家那裡，顯然，連不同人的概念都是不存在的。

[9]矛盾并不是對現實的科學理解還不完全的标志，而是相反，它們密不可分地屬于現實的本身的本質，屬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盧卡奇：《曆史與階級意識》，60。

[10]這意味着，隻有現實的建議——建立在總體與曆史相統一的方法論上的社會科學理論，才有可能是代表多數人利益的理論。